所谓“代理”，是与“亲力亲为”相对的概念。大学教育的“代理化”是指大学师生不再为教学、科研或课程学习而亲历亲为，他们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寻求他人的有偿性帮助，让后者替代完成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业。
现在很难确定类似“代理化”的倾向肇始于何时，但至少在十几年前，大学生中便出现了代做作业、代从食堂打饭的现象，进一步的行为则是课堂笔记的贩卖与购买，及近几年的代取外卖、快递，以及从“论文工厂”购买（代写）论文等。教师的“代理化”表现也并不输于学生。随着“重科研、轻教学”政策的推行，教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可以说进入了低谷，由研究生“代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尽管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正高职称教师每年必须承担一门本科生课程，但现实中仍然有不少教授在“打擦边球”，其领衔开设的课程，仅在首次课上讲一回“引言”，最后一次课上作一回“总结”发言，中间环节全由青年教师或研究生代劳，并且美其名曰“教学团队通力合作”。
与课堂教学远离本科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科研工作倒是很有些贴近研究生。虽然研究生跟从导师做课题似乎是“国际惯例”，但导师与研究生的角色都在发生变化——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代理关系，即由导师提出设想，具体的操作完全由研究生代劳。
大学的“代理化”还不止于此。多年来，颇受争议的“非升即走”政策之所以走样和异化，也与“代理化”对管理思维的影响有关。
因为“代理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发包”形式。学校作为“甲方”，对于“乙方”（“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师）很难负起真正的责任，进而生出培养之心。
客观地看，在现代社会分工细化的情况下，各种代理职业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那句著名的流行语——“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简言之，它更适用于社会的某些行业、企业和个人，而未必适合于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
因为大学本身就是以“专业化”为特征的，而“代理化”的实践者却首先把自己排除在“专业”之外，并试图凭借“代理”伪装成“专家”。因此，“代理化”模式下，培养的只能是“科研承包商”。在课题结项时间的压力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完成任务”或达成指标，而不是研究成果的探索意义。这样下去，“专业化”将成为打工者的标签，致力于“专业化”意味着陷入为“科研承包商”打工的泥潭。
实际上，大学的“专业化”只不过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专业化”的目标始终是“人的教育”。学生正是在专业学习中培养思维和锻造人格的。而这一“学习”的前提条件就是“亲力亲为”。学生是通过动脑和动手直接参与的过程成长的。教师也一样，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往往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教学内容，并且不断在学生的反馈中深入思考。换言之，教育总是通过师生的“亲力亲为”而产生效应的。 “代理化”后，师生不再有机会在课堂上近距离接触，实验室中师生的角色也不再是“老师”与“学生”。如此这般的“作为”，还怎么谈得上“教育”？
                                  （摘自《中国科学报》2024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