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到来给高等教育带来全方位的挑战。同时，数字技术具有根本性的变革力量，蕴涵着重塑高等教育生态的无限机遇和可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应对现实挑战的重要途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转型不仅是教育技术的迭代升级，更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重构。高等教育的边界被重新定义，一种更加开放、互联、智能的教育生态逐渐显现。
从数字技术的发展看，教育数字化转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三个阶段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自进化、相互支撑、叠加融合的关系，塑造了数字化转型的三个核心特征。一是教育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数字化涉及了两个实体空间：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它不仅仅是将现实空间转变为虚拟空间，还包括以数字化为纽带，实现两个空间的联通、交互、映射和增殖等。二是教育系统形成巨大的网络结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教联网”等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促使教育系统内外部各种要素彼此互联，形成物性要素、人性要素、社会性要素的网络化。三是教育整体迈向智慧教育的新境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主要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信息技术，促进行为数据挖掘和各类智能化教育服务的实现。
基于以上三个核心特征，从空间视角出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将重塑高等教育的空间形态，形成一个巨大的融合空间，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就可以看作融合空间的生成过程。融合空间包含三重子空间：一是虚实融合空间，即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互融合的空间。二是开放互联空间，即不同个体、组织、资源在网络中流动且相互融合的空间。三是数智融汇空间，即数据空间与智能空间相互交融的空间。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来看，融合空间塑造了新的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并生成了全新的高等教育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横跨人才培养空间、科学研究空间、社会服务空间，形成全新的高等教育生态。
（一）虚实融合：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
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数字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而产生。人们以各种“数字化身”的方式从现实世界进入虚拟世界，在数字空间的社会中遵循特定的场域规则，完成一系列的数字行为，进行着数字化生存。
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初期，数字空间主要是由符号构建的。它依赖人对真实空间的经验而将其“幻觉化”为空间。随着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发展，沉浸式、情景化、可感知、强交互的数字空间成为可能，而物联网、增强现实等技术则将现实空间连接到数字空间。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双向奔赴”，实现无缝衔接，而人成为连接这两个空间的中介。
保罗·米尔格拉姆（Paul Milgram）和岸野文郎（Fumio Kishino）于1994年提出了“现实-虚拟连续体”理论，意在描述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关系，该连续体包括完全真实的现实环境、在真实世界中叠加虚拟信息的增强现实（AR）、在虚拟环境中引入真实世界的元素的增强虚拟（AV）以及完全由计算机生成的虚拟世界，其中AR和AV是现实和虚拟环境的混合，统称为混合现实（MR）。我们可将此理论延伸到空间领域，形成“物理—数字空间连续体”概念，包括物理空间、数字空间以及混合空间，其中混合空间包括增强现实的数字空间和增强虚拟的物理空间。“物理-数字空间连续体”构成了高等教育融合空间第一重融合子空间：虚实融合空间。教学空间、科研空间、社区空间、产业空间等都呈现出虚实融合空间的新样态。
（二）开放互联：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交织
开放互联空间是在虚实融合空间基础上构建的第二重融合子空间。其融合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开放互联的流动空间促使多元主体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是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相互交织融合。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为理解和解释信息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提出了网络社会理论。从网络社会的视角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更是高等教育内外部社会形态网络化的变革。其中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成为主导的空间逻辑，个人、组织、知识和资源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沿网络快速流动，突破了传统的地理限制和制度边界。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高等教育机构不再是相对封闭的堡垒，而成为全球社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高等教育的开放性与互联性空前增强，与其他社会领域的边界逐渐模糊。人才培养空间、科学研究空间、社会服务空间彼此开放互联，形成一张巨大的高等教育空间网络。同时，有形、可感、有界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也并未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与流动空间相互交织。例如，大学校园作为地方空间，仍然是深化学生人文底蕴、充实学生精神力量、增强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场所，蕴涵着地方性的独特文化与个性精神。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融合构成了高等教育开放互联空间的重要特征。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的流动空间并非等同于数字空间，而是指向一种空间组织结构。
（三）数智融汇：数据空间与智能空间的交融
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高等教育空间迈向第三重子融合空间，即数智融汇空间。一方面，人正在被“全息”数据化，融合空间的行动者所留下的数字痕迹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行动者网络，形成了空间的大数据和数据空间。人类主体在高等教育融合空间里发生的所有行为均可被追踪、记录、存储，从而形成覆盖全场景、全过程的教育大数据仓库，数据驱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以AIGC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使具有一定智能的机器人“主体”（AI Agent，如智能学伴等各类“智能体”）进入高等教育空间，与空间融合，形成智能空间。
从后人类主义理论视角来看，智能空间或将成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描述的“赛博格”实体（Cyborg的音译，控制论有机体，指人类与技术的混合体）的栖息地，人类主体在智能空间中与“智能体”深度依赖共生，塑造了人机融合的新型主体。在此空间中，知识不再仅仅由人类主体产生和传播，而是通过人类、智能体和环境的复杂互动共同创造和传播，知识生产和传播被去中心化，传统的教育权威结构被打破。智能空间中人类、技术和环境将形成共同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自适应系统的自组织和“涌现”等特征促使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进化。
（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