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多所高校都在发力学部制建设。
6月15日，山东财经大学成立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部。6月13日，山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成立大会召开。5月，山东师范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部。去年，太原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也在学部制上进行了局部或全局范围的改组……
对于中国高校来说，学部制并不算陌生。1999年，北京大学成为国内第一所进行学部制改革的高校。之后，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水平大学陆续试水学部制改革。
学部制对高校的发展究竟有何推动作用？

学院制宜虚宜实？
追求管理的扁平化是学部制的进步之一。
这一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拉丁文名为faculty的学部制，后来盛行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高校。上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学部制形成了不同模式。如德国为学部制，即大学—学部—讲座制度（后改为系）；英国为大部制，即大学—大部（或学院）—学系；美国为学院制，即大学—学院—学系。
除了精简机构外，这些采用学部制的高校无不把教授治校与学科交叉视作改革的精髓。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学部制在我国高校逐渐形成了实体、虚体、虚实结合三种模式。三种类型的学部各有优缺点。
实体学部管理重心下移，学部长的职责也随之扩大，学院听从学部长的统一安排，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但学部与学院在权力、职责、义务上容易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比如，学部长与院长同为正处级干部，那么出面协调资源时，很多工作不好开展。
虚体学部作为一级隐形的学术组织机构，不会增加行政管理的压力，也没有更多行政人员。但学部对所辖学院或研究机构的统筹能力较弱，各部门类似“拼盘”，学部可能无法很好地整合资源。
虚实结合的学部，权力归属比较复杂，进人、人才评价等权力有时归学部，有时归学院。“在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上，容易出现真空地带。
当然，虚与实的界限并不绝对。比如，北大的学部制改革最初主要在人员聘用、评价上发挥作用，2014年左右，学部逐渐在学科建设、教学合作、跨学科交叉等方面做实。其路径由虚入实，但整体上偏虚体。

学部长：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
2019年，深圳大学开始学部制改革前，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均课题组调研了国内23所原“985工程”高校的学部制建设。
“学部制改革的核心是学校、学部、学院权力的合理再分配，否则，实体学部容易异化为‘放大了的学院’，虚体学部容易变为‘机构化的学术委员会’，难以发挥学部在现代大学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李均说。
在他看来，学部要成为“加强版的学术管理枢纽”。学校要将职称评审权、人才引进审核权、学术项目评审权等最具有实质性的学术管理权下放到学部，学校的学术管理权重点放在学术管理的方向、战略、政策和督察。
然而，现实中的一些高校一方面要求学部进行学科整合，另一方面权力下放不到位，导致学部自主权不足。
同时，学院要将学科建设、教师考核与培养等学术管理权上移到学部，学院主要专注于日常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学部体量大、资源多，与学校的博弈更有条件，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更多、矛盾更复杂。
在调研中，李均发现，不少高水平大学学部的主要管理人员既有行政职位，也有学术职位，“特别是在实体学部，情况更为突出”。即便是虚体学部，学部长也多兼任学院院长之职。“身份的‘两栖化’易造成学部管理时出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杂糅不清的问题，出现学术权力被弱化，甚至被行政权力代替的情况。”
“加强学部长的领导力培训，应该被纳入高校的工作议程。学部长也要提高自我修养，个人学术发展与领导力提升都要做好。”而做好这些，也是学部实现教授治校的保证之一。

跨学科怎样落到实处
尽管跨学科被视作眼下高校学部制改革的动因之一，但在上一轮学部制建设中，跨学科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也正因如此，李均在调研中发现，“师生对学部制的感触不深，以为只是换个名字，听起来‘高大上’而已”。此外，在上一轮学部制改革中，多数高校的主要目的是整编机构，“动一部分人的奶酪，需要有一个新名目”。因此，在跨学科的操作上，一些高校也缺乏深入思考，尽管建立起若干个交叉学科平台，但发展良莠不齐，有的已经名存实亡。
“学部制改革要打破原有按照学科划分的思路，但也要避免为了交叉而交叉的做法。”李均举例道，个别高校的教育学部里有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三个学科，表面上似乎为学科交叉提供了平台，但“三个学院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没有共同的愿景、主题，做着做着便回到了各自的学科圈子里来”。
像这样的跨学科交叉，从前以研究院等名义组织开展的并不在少数。为什么要用学部之名？ 
比如，北大每个学部都有专门负责教学的学部副主任，组织学院的教学院长共同涉及跨学科的教育项目。人文学部开设的课程“古典语文学”，把教中文、哲学、历史的教师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课程的开展。
或许，学部制建设要交出的下一份成绩单，正是跨学科成效。
（摘自《中国科学报》202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