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在网上引发热议。该文中提到，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歧视，也是“文科（生）无用论”的“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人文学科也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外不少高校在大幅压缩、裁撤人文学科。
香港城市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学者 程星
如此陈旧的命题能够引发热议，一定是触动了当代社会的某个痛点。这个痛点在我看来，既无关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不涉及文科是否有用、文科生是否受到歧视的问题，而在于当代高等教育背后无法回避的民生问题。
近20年来，我国高校急剧扩张，每年有几百万本科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的期待则聚焦于成功就业与专业对口这类基本指标。显然，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当代大学之“供”与普罗大众之“求”之间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导致社会对于大学教育目的误解以及对毕业生前途（以及钱途）的极度焦虑。
有一点可以肯定，和所有的网络话题一样，关于文科生是否太多的热议很快就会冷却，不应当冷却的却是话题背后的民生问题，而对此最不该绕道而行的是当代大学的决策者和管理者。
2019年1月7日的《福布斯》杂志引述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指出，美国在2005—2006学年至2015—2016学年这十年之间，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增加了29%。但9个专业授予的学士学位则出现递减：教育（-19%），英文（-22%），哲学（-15%），运输（-15%），建筑（-7%），外语（-5%），人文学科（-3%），种族、区域和文化研究（-0.5%），社会科学和历史（-0.2%）。与此同时，医疗健康方面的毕业生增加1倍以上，生物与生物医学增长61%，工程增长60%，数学与统计学增长54%，物理科学和科学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增长49%，商学院毕业生人数增长17%。
再看日本。2015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函给国立大学校长，提出重新定位各校角色，要求“师范与人文社会科学系所在面对少子化与人才需求时……必须制订计划，废除系所或积极转换领域，优先响应社会上人才需求较高的领域”。《读卖新闻》对大学校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开设这些学科课程的60所国立大学中，有26所确认将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关闭或缩减相关院系。
美日两国的共同之处是，近年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萎缩。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大学更像是自由市场，学生的选择决定了大学文理工医商等学科的分布和涨落。而在日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兴衰存亡似乎更多通过政府干预得以实现。当然，仅凭两则新闻便对两国大学作如此解读，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确是各国在大学和学科的布局上经常采用的手段。问题是，这两种调节方式背后的依据何在？
美国社会一贯重文轻理，因此近二十年来政府提倡和鼓励学生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得到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鼓舞。即便有文科的学者为此感到忧心忡忡，也实属情有可原。反观日本，政府一贯掌握高等教育的生杀大权，此次对大学文科下达如此功利且反智的指令，在东京和京都多所名牌大学中引发强烈反弹。日本科学委员会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深切关注这一行政指令对日本人文社会科学未来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
与美日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管理模式倾向于政府主导，政府在处理学科分布这样具体的学术管理问题时，谨言慎行颇为重要。这与人文社会学科的价值并无直接关系，却与每所大学的办学使命和育人目标密不可分。
人文社会学科的价值还需要讨论吗？你能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社会里吗？当然不能。但是，人文社会学科有其价值，并不等于每所大学都要发展这些学科。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一所工学院建立人文学科，与要求一所文科为主的大学建立工学院，两者同样可笑。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急需理工学科的国家来说，人文社会学科至少应在两个层面上作贡献。其一，健康的人文社会学科可以帮助理工科学生建立文化自信、培养批判性思维、掌握沟通交流的能力、构建能打胜仗的职场文化，并在技术不断创新的同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其二，在大学这个小世界里、职场这个大世界里，人文与社科人才就是每个理工人才身边不可或缺的团队伙伴。没有他们专心致志地研究并保存人类文明的香火，那么理工人才即便构建了坚实的水泥盒子、移动的钢铁外壳或是物质生活中的各种便利，也无法为我们营造法治、高效、平等和宜居的生活及其文化环境。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王义遒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有一段时期对文科重视不足，并因此吃过大亏。上世纪80年代后，各高校开始增设文科专业，文科生比例有所提高。目前高校12个专业大类、506个本科专业基本目录中（各年有所不同，这里将“管理”类归为文科，实际上该类以及其他相关专业都是文理兼容的），文理专业数分别为230与276个，比例为1：1.2，但从招生报名和录取人数来看，都是大大超过这个比例的，即反映出文科生的总体数量要远少于理科生。近年来，我国文科教育的规模一直在快速发展。文科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文科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和自信的基石，也是国家经世济民的源泉和社会文明高尚的根底。事实上，无论从传统的理工科教育，还是近年来一直倡导的“新工科”来说，理工科都必须与文科高度融合，才能做出创新成果。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走文理融汇之路，特别是“工科”，就是为人的需要而“造物”的，因此必须全面了解人的各方面需求，并处理好产业链上中下游关系。这就要求相关人才必须要有很高的人文素养，才能顺畅地相互沟通、彼此理解。
当下文科招生总体结构大体合理，只要做一些微调就可以，不能大动。所谓保持比例的问题，主要是看社会的实际需要，我们需要不断微调，因为教育总比社会变动落后一截。由于我国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与教育体系，这种调整本身有自动性，在这一点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并不相同。
文科教育目前的确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在我看来，主要是三点。一是有些学科盲目抄袭外国，没有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一直严重脱离国情。二是有些学者理解肤浅，甚至一些概念都没有深入搞清，就在自己“创造”的翻译名词间打转转，就事论事地反复讨论，而对实质性问题则始终很隔膜。这是因为学者系统的读书与科学作风不够。在这个问题上，互联网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学术界的轻率、浮躁之风。三是某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下基层、不接地气，只从书本到书本。我曾亲眼看到有的学者到西部地区，就当地的开发问题讲得头头是道。而当地官员更加具体、可操作性地讲明当地水利该如何开发、山川该如何改造后，我们才发现学者的那套根本不灵，因为那些说法是从书本出发的。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只做“文人”，确实没有用。
此处的关键是学风，社会学者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摒弃空谈，扎扎实实地研究实际问题。然而，现实是相当一部分文章都是空谈。
（摘自《中国科学报》202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