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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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南京财经大学图书馆 更新日期:2017年06月23日 10:30 类别:图情天地 总浏览:4865
此书没有文化时尚性，而是通过个人经历呈现的从1945年到1958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断代史。这样一本严肃的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实在考验人们的阅读耐心，但是却不炒作而畅销，这不免有些不可思议。
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目前出版的好书不多，读者的选择有限：二是在失望消沉中我们也窥见了中国社会的良知与希望。
历史上，不管中国的现实是如何的糟糕，但这个古老国度的丰富性、厚重感都是不能漠视的，而这一特点的积极作用是，令这个灾难重重的民族韧性很大，从而总是希望不灭。这好比一个厚重的人，这种人面临灾难时总会比轻浮单薄者更能坚持，更有走出困境、起死回生的力量和希望。
丰富与厚重不只是意味着忍耐，还深藏着理性的力量。理性是一个民族与磨难抗争并走出困境的核心力量，而理性精神的核心又包含着自省的素质、能力。邵燕祥先生的这部力作之所以畅销，正是这种自省精神在当下的显现与“畅销”。
一个民族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尤其在灾难临头时，困惑、颓废与骂街，远不如历史性的思考更加有力量，有价值。
巨大的内忧外患中产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日本侵华激发了全民族不屈不饶的抗战，文革的劫难催生了改革开放，就此我们都很难说这其中没有理性反思历史的力量。所以，不间断的历史反思，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精神的民族规模的体现。
自省的内容当然包括在历史的成功中汲取营养，但是价值更大的则是反思历史的教训，而邵先生的新作，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此书的畅销，不仅仅只是一本书的事情，它还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话题下中国现实社会理性与自省的暗流。“畅销”，竟然透露出了“复兴”的深层希望。
丰富性意味着复杂的分层。中国社会的分层历来是复杂又比较清晰的。即使当今中国，同样有着一个保持理性、坚守道义、忧国忧民、趣味高尚的阶层在不断努力着、探求着。这本书的畅销，不乏就是一个局部的实证。
反过来想，若是没有了这个阶层，才是恐怖的，才是民族与国家的大不幸。几天前孙郁先生在《北京青年报》开办关于鲁迅的讲座，到场的人数及提问的水平，同样让人们在秋寒中感觉到了几分暗涌的温暖，而邵燕祥便有“当代鲁迅”之誉。虽然他一再表示这是不能接受的妄誉，但他也承认自己是鲁迅及其精神的追学者。
献给曾在苦难中，以爱和信任支持我、鼓励我活下去、站起来的亲人和朋友;
也献给所有跟我一起走过那非正常年代，同辈的以及上下一两代遭际相似的过来人。
我知道，其中千百万人已经不在，他们没有能够活到今天。
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时代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审查这一份历史的见证。
有别于权力持有者和财富拥有者，我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处在社会、群体的边缘，但我作为亿万中国人之一，几千万中共追随者之一，成百上千万读书人之一，通过自己的途径参与过当代的社会生活，在没有完全剥夺政治权利的时段，也或深或浅地卷入了进步或倒退的历史潮流。
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在这个长达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我编写了《沉船》《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长编性的实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以当年的文字化石为依托的，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既是我的心灵史，又是我的忏悔录。这也为我写此书作了准备——使我在这次书写中，得以宕开笔来，把个人的经历只作为一个线索，而着重陈述我对这一段历史的再认识。
这是我这“一个人”眼中的历史，因此详略和侧重不同于历史课本及大事记;我力求真实和理性，但限于个人的视角和视野，也不能替代宏观的史论。请大家如实地把它当作一个小人物走过一个大时代的亲历来看。
人类的历史，在东方这片土地上走了一个大弯路。这个大弯路中，又套着许多曲折的“之”字，每一次拐弯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像斯大林说的被甩出车外，也许索性是被推出车外，或死或伤。我只是那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罢了。而即使一直坐在车里的人，也都付出了时间——也就是生命的代价。
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在长达几十年的大弯路上，多次错失了振兴的机遇，对其他国家、民族尤其是一些周边地区也造成过负面的影响。
我们这几代人，该怎样向我们的后人交代呢?
走过大弯路，若按“拨乱反正”的说法，是回到出发的原点;但就是一心走回头路、想要重走老路的人，也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了。
然则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怎样走上一条新路，一条正路，一条全人类共同的阳光大道?这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面前的问题，脚下的问题。
接受血泪浸透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理性地说“是”或者说“不”吧。
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目前出版的好书不多，读者的选择有限：二是在失望消沉中我们也窥见了中国社会的良知与希望。
历史上，不管中国的现实是如何的糟糕，但这个古老国度的丰富性、厚重感都是不能漠视的，而这一特点的积极作用是，令这个灾难重重的民族韧性很大，从而总是希望不灭。这好比一个厚重的人，这种人面临灾难时总会比轻浮单薄者更能坚持，更有走出困境、起死回生的力量和希望。
丰富与厚重不只是意味着忍耐，还深藏着理性的力量。理性是一个民族与磨难抗争并走出困境的核心力量，而理性精神的核心又包含着自省的素质、能力。邵燕祥先生的这部力作之所以畅销，正是这种自省精神在当下的显现与“畅销”。
一个民族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尤其在灾难临头时，困惑、颓废与骂街，远不如历史性的思考更加有力量，有价值。
巨大的内忧外患中产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日本侵华激发了全民族不屈不饶的抗战，文革的劫难催生了改革开放，就此我们都很难说这其中没有理性反思历史的力量。所以，不间断的历史反思，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精神的民族规模的体现。
自省的内容当然包括在历史的成功中汲取营养，但是价值更大的则是反思历史的教训，而邵先生的新作，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此书的畅销，不仅仅只是一本书的事情，它还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话题下中国现实社会理性与自省的暗流。“畅销”，竟然透露出了“复兴”的深层希望。
丰富性意味着复杂的分层。中国社会的分层历来是复杂又比较清晰的。即使当今中国，同样有着一个保持理性、坚守道义、忧国忧民、趣味高尚的阶层在不断努力着、探求着。这本书的畅销，不乏就是一个局部的实证。
反过来想，若是没有了这个阶层，才是恐怖的，才是民族与国家的大不幸。几天前孙郁先生在《北京青年报》开办关于鲁迅的讲座，到场的人数及提问的水平，同样让人们在秋寒中感觉到了几分暗涌的温暖，而邵燕祥便有“当代鲁迅”之誉。虽然他一再表示这是不能接受的妄誉，但他也承认自己是鲁迅及其精神的追学者。
（摘自《凤凰读书》2016年11月25日）
作者邵燕祥的话
谨以此书，献给在这块多灾多难的热土上与我同命运者及其亲属，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献给曾在苦难中，以爱和信任支持我、鼓励我活下去、站起来的亲人和朋友;
也献给所有跟我一起走过那非正常年代，同辈的以及上下一两代遭际相似的过来人。
我知道，其中千百万人已经不在，他们没有能够活到今天。
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时代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审查这一份历史的见证。
有别于权力持有者和财富拥有者，我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处在社会、群体的边缘，但我作为亿万中国人之一，几千万中共追随者之一，成百上千万读书人之一，通过自己的途径参与过当代的社会生活，在没有完全剥夺政治权利的时段，也或深或浅地卷入了进步或倒退的历史潮流。
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在这个长达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我编写了《沉船》《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长编性的实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以当年的文字化石为依托的，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既是我的心灵史，又是我的忏悔录。这也为我写此书作了准备——使我在这次书写中，得以宕开笔来，把个人的经历只作为一个线索，而着重陈述我对这一段历史的再认识。
这是我这“一个人”眼中的历史，因此详略和侧重不同于历史课本及大事记;我力求真实和理性，但限于个人的视角和视野，也不能替代宏观的史论。请大家如实地把它当作一个小人物走过一个大时代的亲历来看。
人类的历史，在东方这片土地上走了一个大弯路。这个大弯路中，又套着许多曲折的“之”字，每一次拐弯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像斯大林说的被甩出车外，也许索性是被推出车外，或死或伤。我只是那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罢了。而即使一直坐在车里的人，也都付出了时间——也就是生命的代价。
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在长达几十年的大弯路上，多次错失了振兴的机遇，对其他国家、民族尤其是一些周边地区也造成过负面的影响。
我们这几代人，该怎样向我们的后人交代呢?
走过大弯路，若按“拨乱反正”的说法，是回到出发的原点;但就是一心走回头路、想要重走老路的人，也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了。
然则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怎样走上一条新路，一条正路，一条全人类共同的阳光大道?这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面前的问题，脚下的问题。
接受血泪浸透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理性地说“是”或者说“不”吧。
（摘自《中国文化传媒网》201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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