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实在不亚于文艺复兴运动之于欧洲。然而，它的发动，并不如我们今天悬想般的轰轰烈烈，毋宁说是静悄悄地进行。《新青年》编辑导演的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就是著名的例子，目的是要弄出响声来，让全社会知道。这是寂寞的。至少，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鲁迅是这么感觉的。为了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前驱者，或者也因他未能忘怀于往日筹办流产的《新生》杂志的寂寞的悲哀，他终于在黑暗的铁屋子里呐喊起来，但从此，中国便有了首批新型的白话小说。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情愫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因为志在启蒙，作为小说家，鲁迅一开始就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一个充满疑问的现实世界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吃与被吃，各种各样的吃。鲁迅把世界截然分为上下两大层面，在小说中，虽然也着意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却更多地倾注了内心的悲悯，描述底层的不幸，许许多多人们被吃的情形。

有学者统计，《呐喊》《彷徨》计二十五个短篇中，便有十三篇描写了二十四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夏济安对鲁迅小说里的黑暗面有特别深的认识，他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呆滞的目光，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以致在死亡完全抓攫他们以前，他们就已经有点像死尸了。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多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著作。”一个恐怖的、悲惨的、荒谬的世界何以能够长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国民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此，鲁迅的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其实当时作者本人未必便有答案，惟是留下艰难摸索的印迹，作为暗示读者的记号而已。

(摘自《凤凰读书》201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