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写一些被遗忘的，不同于常的人生轨迹。每每落笔，始终与土地紧紧贴合，他的文本直指深渊，似跌入一个不可逆的空间，耳畔不时传来残喘的呼吸，深陷其中，却对这些将死的生命，束手无策。

曾有近两年的时间，袁凌极少进城。他住在北京五环外的天通苑，禁锢的空间，聚集近70万人口，尘土飞扬，乱七八糟。工作日的清晨，人们以此为点，迅速涌进城中的办公区，寻求生计。

这是“北漂”袁凌，所习惯的生存境况。

他可以躲藏其中，静观城市在这里留存下的缩影：人们缄默、悲苦、俭省、奋斗，各自飘零。每一个自地面长出的故事，都撕扯着异乡者分裂的伤痕，与他所写的底层题材，在气质上，默契相合。

今年四月，袁凌推出了他的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收录了一百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故事。很多人说，在字里行间中，可以读到沉重的悲悯，阵阵刺痛。

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散，他们被动地由中心迁往外围，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五环，落脚在这处大杂院。其间备尝辛苦，也曾有过“升级做大”的梦想，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袁凌《北京局外人》

见袁凌这天，北京炎热。得知记者从三环赶来，他贴心地将采访地点定在天通苑地铁站旁，几经周折，最后敲定于医院住院部的地下一层见面——这里有靠近地铁站，唯一一家仍在营业的咖啡馆。临近约定时间，他骑着共享单车，淌着汗，匆匆赶到。

袁凌有些瘦，皮肤黝黑，双目却涵摄万物，既内敛，又从容，如同他的文字，是见过最卑微的尘埃，才会显露的质朴和纯粹。不久前，他去皮村的工友之家探访，一位月嫂见他“衣着不太出众”，姿态便高了起来。袁凌无奈，“聊着聊着，她知道我没买房，就开始鄙视起我了。她觉得我很失败，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也不太相信我的身份。”

说起这件事，袁凌的口吻轻飘飘的，像未曾发生般虚无。他做了一个假设：“如果我装成一个作家的派头去呢？那样我也了解不到什么。”

城市化进程太快，土壤日渐崩塌，欲望加剧，边角锐利。面对裂变所产生的畸形价值观，袁凌多了几分理解。“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割裂。好像城市和乡土割裂，底层和高层割裂，生活和思想割裂，物质和精神割裂。”

无数故事，就这样奇妙地诞生在城市的角落，袁凌早已见怪不怪。如潮般的人群，周而复始，每当浪花散去，冲洗掉尘埃的珍物，乃为至宝。他的目光，便不由得落了上去。

这是记者袁凌，所持有的敏锐。

十几年过去，他从未远离现场。如今看，他的从业轨迹虽有波折，却大体平稳：城市的记者，乡土的作家，来来去去，都不曾与现实分离。袁凌用“折腾”来形容自己，直到新媒体时代到来，他才彻底脱身，纯粹写作，轻装上阵，一股脑地，将能写的，不能写的，接近疯狂式的消耗。

他写一些被遗忘的，不同于常的生活，每每落笔，始终与土地紧紧贴合。袁凌的文本直指深渊，读起来，似跌入一个不可逆的空间，耳畔不时传来残喘的呼吸，深陷其中，却对这些濒死的生命，束手无策。

“为卑微的力量，做无言的见证。”他说，一棵树，地下的生活，十倍于地上。

十四年前，我放弃学院的道路投身记者行当，面对一个隐晦却严峻的矛盾。

作为采访者，我和同行们接触生活现场的机会比常人多，几乎可能成为任意一种生活形态的见证人。但这也意味着，他不是任何一种生活，包括他自己生活的当事人。

——袁凌《卑微的力量》

这也是作家袁凌，选择的自我原宥。

袁凌出生在陕西省平利县。在新闻搜索框输入这个地名，永远绕不开“脱贫计划”“非法煤矿”的字眼。

或许因为太苦，或许因为太穷，亦或因为母亲的早逝，袁凌认为自己对乡土的亏欠，实在太多。天生的负罪感，让诗性蔓延，在他的文字中渐渐扎根，与故土的存亡，紧密相连。正如柴静所言：“他的写作，是沉浸在这些人的命运里，活上一遭，以作偿还。”

灵魂易碎，字便有了苦涩的味道。在平利县，尘肺、残疾、死亡，混淆成一片。“在远离社保和法律的地界飘落，亲人的手指也无从握住。”他直面一切隐藏于光下的艰苦，漫漫难捱。

然而，在这个时代，袁凌保持着接近冰点的清醒，凝固住一切可能发生的情感决堤，字字句句，搭建每一寸土地残存的骨肉与气息。

“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实事、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

脚踏田野，便有了受苦的光荣。袁凌作为圣徒，如身处洞穴，日夜精炼文字，修行敲打，用以取光。

（摘自《新浪读书》“名人堂”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