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萌芽于1960年代，此后，计算机联机服务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财务部门逐渐渗透到生产、研究开发与广告宣传等其他部门。1999年，美国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基于美国网络的发展脉络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尽管没有从更深层次的逻辑上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他意识到，作为资本主义重要发展动力的数字技术没有动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数字技术使得“网络社会”、“数字网络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形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逐步展现出新的网络特征。
（一）数字技术使得生产和消费的界限逐渐模糊
席勒等人认为，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因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概念都需要进行重新界定。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人提出，数字技术使得生产与消费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面对互联网中的诸多商品（比如电子新闻、广告、理财产品），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内容生产者、产品设计者。首先，他们的个性、创造力和时间被悄悄地纳入数字生产体系而不被察觉。互联网公司对他们的消费行为进行数据监视，并利用这些数据自动生成了有针对性的广告或金融产品，精准投向细分市场以获取超额利润。其次，用户的在线时间成为剩余劳动时间。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利用数字技术平台将工作外包给消费者，例如，百事可乐推出设计可乐罐的竞赛，从而将有偿劳动转变为无偿劳动。此外，企业的广告系统、产品设计和销售系统已经渗透进新闻点评、产品投票、项目评估等活动，用户只要简单地在线参与就可以为企业贡献劳动时间。
（二）数字技术平台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隐蔽
乔治·里泽（George Ritzer）和纳塔·于尔根松（Nathan Jurgenson）指出，数字技术平台超大规模的特点以及组织模式高度复杂的特点，使得“资本家发现了一群除了工人以外可以被剥削的人以及剩余价值的新来源”，那就是上面提及的自愿参与互联网活动的用户。这些自愿参与者是被剥削者，却很难被发现。
安东尼奥·阿卢瓦西（Antonio Aloisi）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将劳动任务分解得非常细密，使劳动力市场成为一个“原子化的市场”，哪怕是一个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任务，都可以被分解成无数步骤发布在网上（比如Up-Work平台、Innocentive平台）。劳动者可以在线研究数小时，然后其他人接力进行研究。因此，数字平台使得劳动者处于全球劳动力市场，受到越来越大的竞争挑战。供应商可以从不同区域招聘临时工人，以快速完成即时工作任务。这种模式使得规避反歧视法、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规成为可能。全球性的工作内容网上投标使得劳动者被原子化了，而所有的平台仅仅提供平台服务而不需参与具体劳动，就可以平均抽取15%的佣金。
南希·贝姆（Nancy Baym）和罗伯特·伯内特（Robert Burnette）列举了娱乐网站的例子。音乐爱好者在互联网平台免费发布自己创造的词曲或者表演，他们获得了情感上的快乐，却不知道资本家利用他们的创造和表演获取了巨额利益。特雷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指出，用户把互联网当作游乐场，却看不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工厂。比如，脸书的用户可以随时停止自由劳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强调剥削的强迫和非自愿性，因而数字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免费劳动很容易使人忽视建立在不对等基础上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爱德华·科莫（Edward Comor）、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和福克斯以脸书、推特、谷歌等社交媒体为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首先，这些社交媒体并不是免费的、公共领域的民主空间，而是被资本的意志所控制的工厂。正如福克斯所指出的，用户似乎不断地被暴露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观点和思想的噪音中，但实质上这些媒体希望用户倾听和欣赏统治阶级的声音。这些平台在进行“专制交流”，人们被迫并被鼓励关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其次，哈桑等人认为，社交媒体使用的资本积累来自对互联网用户无偿劳动的剥削以及对相关工人的剥削。其剥削采用了更加隐蔽的形式：社交媒体将用户生成的无偿数据商品化，并将这些数据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这不仅仅是对互联网公司受薪工人的剥削，对报酬不稳定的知识工作者以及没有报酬的互联网用户的剥削，还是对发展中国家为开采互联网基础设施所需矿物质而工作的工人的剥削。
用户点击购买的过程就是广告公司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定向广告允许互联网公司在某个时间点向用户展示的不是一个广告，而是无数个广告，从而产生更多的广告时间，向用户展示更多的商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在同一时期内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有针对性的在线广告比无针对性的线下广告更有成效，因为它允许在同一时间内呈现更多的广告。因此，这些广告比非定向广告包含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赫克托·波斯蒂戈（Hector Postigo）研究了一个视频分享网站上那些免费的视频发布者、评论员的劳动效应。在该网站上，前10名评论员的订户超过了500万，很多视频常常被观看数千万次，这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互动效应。这些视频和评论会激发更多的后续视频以及评论，这些都是网站的资产积累。该网站设计的发布模式、评论模式、视频分级系统确定了生产方向、消费方向甚至文化基调，也就是说，平台成了捕获和转换价值的一个系统，这使得该视频分享网站平台变成了一个社会工厂。
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尼尔·斯宾塞（Neil H. Spencer）和达格·西尔达尔（Dag S. Syrdal）在英国、瑞典、德国和荷兰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600万英国人、1600万德国人、550万荷兰人、280万瑞典人正在从事数字平台的远程工作；过去的标准就业模式，即工人与雇主相互依赖、工人拥有稳定的全职工作的模式正在消失，非全日制或临时合同工的比例正继续上升；同时，在线出售劳动力的时薪更低了。在数字资本主义模式下，占支配地位的不再是物质性的生产技术，而是非物质性的数字技术，即人们的生产、消费、交换被数字技术完全控制。在这一生产技术下，资本通过汲取活劳动而使自身增殖，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数字资本主义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样态，并不是存在的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
（三）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正在形成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霸权力量
福克斯的研究指出，数据生成、数据积累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数字技术本应该使各环节的工人、用户、公民广泛受益，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数字技术驱动的生产却越来越具有结构性霸权力量。
福克斯、马克·格拉罕（Mark Graham）、布里安·法波（Brian Fabo）等人的研究表明，这种结构性霸权针对的是三个阶层：一是为数字技术平台无偿劳动的用户，比如媒体和购物网站的用户；二是生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元器件和生产原材料的工人；三是中小企业主和员工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